银监会开罚单,农商行为何“中枪”多?
商业银行的身份转变并没能掩盖农信改制的一些“硬伤”。
近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各地银监局及银监分局自2004年开出的总共1324张罚单。据统计，在这1324张罚单中，于2016年开出的处罚有83张，被罚机构集中在农商行、农合行等农信系统金融机构，个别农商行更是独领多张罚单。
记者发现，对于农商行的罚单，处罚主要集中在针对管理及业务上的不规范操作，这也反映出部分农信系金融机构在管理及业务的专业水平上相较其他商业银行仍有一定差距。
受罚涉及管理与业务等问题
根据银监会披露的信息显示，湖南某农商行由于内控管理不严、制度执行不到位，发生员工盗取资金案，被罚款20万元。同时，湖南银监局邵阳分局对该行发生的员工盗取资金案进行了追责处罚，该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监事长等责任人均在接受处罚之列。
无独有偶，在湖南银监局郴州分局对某县联社的处罚中，该社监事长、理事长也先后因为挪用库款而受到了处罚。
此外，根据山东银监局披露的信息，该省一家农商行及一家农合行均因行长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超规定期限，遭到罚款20万元的处罚。
除了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以外，这些农村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的操作上亦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
在银监会开出的罚单里，多个被罚事项涉及信贷业务和票据业务，包括票据业务“三查”不力、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贷前调查不尽职等问题，其中受处罚的机构中也不乏农村金融机构。如广西某农合行员工充当掮客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空库收贷、向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广西某县联社存在掩盖不良贷款真实性、向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情况;河南某农商行存在贷前调查不尽职，未严格执行面谈、面签制度，违规发放个人贷款的情况。
较成熟商业银行仍存差距
“农商行大多身处县城，环境的限制造成人才队伍相对较薄弱。” 贷帮网创始人兼CEO尹飞对《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说。随着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加速布局“互联网+”，尹飞与全国各地的农商行都有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在他看来，总体而言，管理团队的水平决定了农商行的经营和管理能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农信系统已经由过去资产质量差、历史包袱重、经营效益低、潜在风险大、总体形象不佳的状况，改变为队伍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最具成长性的农村金融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资产已达25.81万亿元，农信系统事实上总规模已然超越工行。这其中，不乏诸如北京、上海、成都等众多数千亿级规模的，以及像重庆、无锡、常熟等已经或即将上市的大型农村商业银行。
然而这样成熟的毕竟是少数，整体而言，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相较成熟的商业银行仍处弱势。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近1.3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5%，而这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2060亿元，不良率更是达到2.56%。
“市县级机构改制为农商行后，仍然由省联社统一管理，没有实现‘谁出资、谁管理、谁负责’的公司治理机制。一些机构虽然完成了股份制的体制转换，但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仍停留在农信社时期，改制后的体制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削弱了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也弱化了农商行的市场竞争力。”东部某农信政策研究人士表示，尽管“三农”业务的性质决定了农商行的不良率要略高于其他商业银行，但大多数农商行在管理和业务经营的能力上也确实存在差距。
在这位人士看来，造成这种差距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省联社。“一些省联社并没有因为其辖下成员的法人化转制而淡出对农信系统人事、财务、业务、经营发展战略等层面的干预，还是把自己放在行政管理机构的位置上。”他说。
省联社改革是出路
近年来，随着农信改制步伐的不断加大，全国2300多家法人机构中，已有超过1000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不仅如此，安徽、江苏、湖北、山东四省已全部完成改制。在此背景下，省联社的改革就开始变得迫切起来。
省联社的管理曾经给我国农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浓厚的行政干预却越来越与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相悖。近期，在江苏、安徽等地，省联社与转制后的农商行在人事任免上发生分歧的事件也持续引发关注。
对于农商行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一位业内专家指出，要和先进的机构多合作多交流多引进优秀人才。“但这个说法也是软弱无力的，大家都能想得到，为什么之前不做呢?”因此，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农商行独立经营的节奏，独立面对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市场化的薪酬体系，管理队伍的建设才能更科学。
前述农信政策研究人士认为，新形势下省联社面临转型，需要对自身的定位进行再定义。
“应当看到，前一阶段的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主要还是一种内部的、形式上的改革。同时，引进外部股东不多，弥补历史包袱主要靠当地政府捐赠土地资产，相当一部分历史包袱只是账面剥离，并没有完全化解。未来，推进农信社省联社改革还须因地制宜，分类解决。无论哪种模式，都应在尊重各地经济、金融发展差异的基础上，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允许多种形态的尝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