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智慧:哈佛大学76年的关于幸福研究硕果
第1页 :基本信息
英文书名：The Wisdom of the Ego
作者：（美）乔治·范伦特
译者：张 洁 宋欣欣 童 俊
审校：缪绍疆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时间：2016年9月
◎编辑推荐:
人类从懂得思考起，就一直在询问幸福的谜题，但至今仍无人能够解答。1938年，哈佛大学开展了一次史上对成人发展研究最长的一次研究项目。这项名叫“格兰特幸福公式”的研究，跟踪记录了724位男性，从少年到老年，年复一年地询问和记载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状况等。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寻找幸福人生的公式。
《自我的智慧》就是这项关于幸福的研究的硕果之一，“世图心理”后续将推出这项研究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乔治·范伦特教授的《适应生活》。
◎名家推荐：
当投入地去爱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幸福就自然而来。也就是说，幸福是投入的副产品。
——维克托·弗兰克
范伦特有着积极的信念，他相信通常所说的青春期危机、中年危机、老年危机都只是发展的副产品。他认为，这种发展危机不可避免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成年生活可以通过内化我们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来让自我变得成熟。
——赵旭东
幸福，就像在花园里。花园有两种，一种是父母馈赠，你只须做天真烂漫的孩子就可以；一种是自己拓荒而来的，需要欲望的驱动，也需要竞争，甚至残酷的竞争。在竞争中锤炼自己，与人冲撞，而关系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也逐渐形成。
——武志红
这是一本每个人都该一读的重要著作。许多人都只在过生活，而忘了要经营生命。这项哈佛大学的罕见的超长跟踪研究，帮助你我洞见一生的成长，并知道幸福的密码及方向。幸福是能力，培养幸福力，才能成就精彩幸福的自己，不枉此生。
——张怡筠
人生太漫长、太多悬念、太多矛盾，无法被装进一个简单的“成功”的概念里，对于人生这个问题绝不能用“是”或“否”来回答。因此，研究负责人乔治·范伦特教授在本书里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研究对象遭遇了多少人生的磨难，而是他们如何去应对那些磨难，以及得到的相应结果。
《自我的智慧》一书中，作者穿插了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大脑的自我欺骗和否认模式，有时这被称为防御机制。第二条线索是创造力，一种人类特有的能力，即带给这个世界以前没有的东西的审视。第三条线索，是对成人发展的认识。
这项对个体一生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出成人的心理弹性及持续的成熟化。心理健康和防御选择不是静止的。防御选择可以在整个成年期不断发展，能把讨厌的沙粒转化为珍珠。而且，防御选择也并不取决于社会阶层、教育程度或性别。
乔治·范伦特（George E. Vaillant）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格兰特（Grant）幸福公式”研究负责人。格兰特研究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也最全面的精神心理健康研究。该研究始于1938年，并仍在继续。
主要著作包括：《自我的智慧》《适应生活》等。
第2页 :推荐序 ：期待美好生活
推荐序
期待美好生活
心理治疗一直有着两方面的期待，一方面是试图去理解人的心灵，将每个人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去理解人性的细微之处、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试图进入科学的殿堂，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这二者往往有着很强的张力，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斯诺（C. P. Snow）就在《两种文化》中提到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2009年，卡甘（J. Kagan）论述的是“三种文化”，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三大学术领域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区分，其中，他给心理学家的定位是社会科学家。这大概是个既要两头都要讨好，却两头都不讨好的尴尬位置。
在更早的时候，雅斯贝尔斯也提出了“解释的心理学”和“理解的心理学”的区分，在现代心理治疗的一百多年历史里，这种张力一直存在，推动着临床理论家和实践家不断反思其固有位置。
心理治疗有着科学根据，21世纪被称为脑科学的世纪，神经科学和脑研究近年的很多研究为心理治疗的很多理论假设和操作技术提供了支持，也有很多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心理治疗的有效性。但心理治疗的临床操作又是非常的艺术，是一种基于科学的艺术。心理治疗不是匠人的活，不是喜剧演员的表演，也不是巫师的超自然仪式，是综合利用病人带来的信息及动力，让他发生积极的改变。它必须因人而异。看每一个病人，都是投其所好，投桃报李，使用个别化的原则，量体裁衣。
本书有着很好的科学性基础，同时以几十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来佐证这种科学性。作者范伦特（George Eman Vaillant）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学家，他是哈佛项目——成人发展研究（the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的主要领导者。这个项目是一个持续的前瞻性研究，也是本书的科学性基石。我们同济大学团队翻译了范伦特的继任者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的一个TED-X演讲（什么是美好生活——哈佛75年研究报告），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半年间已超过700万人观看，这个数字也表明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这个TED-X演讲里，瓦尔丁格聚焦于所有人都关心的“什么是美好人生？”这个问题，用两个长达75年的纵向随访研究的成果，强调构成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并非富有、成功，而是良好的心身健康及温暖、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在哈佛成人研究的75年间，他们追踪了724位男性，年复一年，询问那些受访者的工作、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这724位男性来自两个样本，即268位哈佛学生样本和456位核心城市样本，后者的社会经济阶层和前者相比要低得多。范伦特还选取了90位特曼女性样本，试图来讨论性别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范伦特认为，在这三个样本的追踪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成人发展路径，即首先是掌握亲密的任务，然后是职业巩固任务，最后是繁衍的任务。他认为在整体上这些任务必须按顺序掌握，因为它们依次要求自我达到越来越复杂的整合水平。范伦特通过一些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先达成亲密，那么他在工作领域是很难成功的；而除非个体首先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否则很难成为一名导师并且带着繁衍性的关心去成就他人。
这类似中国人所说的先成家后立业，因为职业巩固的内在要求是满足、承诺、补偿和胜任感，这需要个体首先能够学会建立亲密关系，用范伦特的话说就是以一种双方都能享受的方式使个体与另一个人互相分享自我。这种要求更多在于内心，而非外在现实。
范伦特有着积极的信念，他相信通常所说的青春期危机、中年危机、老年危机都只是发展的副产品。他认为，这种发展危机不可避免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在成年生活可以通过内化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来让自我变得成熟。在他的三个样本群体中，大约只各有10%的成员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掌握这三个任务中的任何一个。范伦特在书中举了很多真实例子，有发展成功的，也有发展失败的，有些是发展开始成功而后停滞的，也有停滞到四五十岁后重新开始发展的。他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样板，读者可以在这些例子中看到自己及自己的可能。这就是他所说的自我的智慧，他认为自我的本质就是努力掌握、整合以及赋予经验以意义。
我于2011年受瓦尔丁格的邀请，在其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四周，曾与退休后还常来工作的范伦特有过愉快的交谈。我认真研究了一位受试的卷宗，两大摞文档夹大概七八公斤重。可惜，我只从1941年看到1967年的随访资料就得回国了。行前忍不住要瓦尔丁格“剧透”一下，这位直到45岁还混得不怎么好的哈佛精英后来如何？他告诉我说，该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剧作家！许多好莱坞电影都与其有关。
作为和人类心灵一起工作的人，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范伦特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疯狂的意义，是否精神疾病会带来更多创造力，是否精神方面的某些问题反而会带来灵感。这是大众的流行想法，如尼采、梵·高、伍尔芙、荷尔德林、海明威……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本书的后半部分，范伦特通过对四位具有创造性的人物进行描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娜·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从而给出他的见解：创造力需要的不仅是冲突，内在的痛苦绝不是创造力所必要或有效的因素，精神错乱与创造力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联系。
某种意义上，范伦特的这本著作是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结合，二者要进行有机结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二者的本体论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是要寻找规律，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则是要探索未知，进行理解。就量化研究而言，范伦特的方法主要是对前瞻性研究进行数据处理，以及回访，这里面的很多变量是人为进行设定的，统计处理也是较早的方式。就质性研究而言，范伦特还是潜在设定了美好生活的标准，即适应社会，对于这一点，也是见仁见智的。
这些争议的复杂性正如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一样，每个治疗师、每个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自我的智慧找到。按照作家余华的说法，中国人在近四十年的剧烈社会变迁里走完了西方四百年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被撕裂、被重整。范伦特的这本著作并不完美，但它是非常好的参照。范伦特认为成熟和抱持环境的内化发生在成年，而不是童年。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在他11岁时自杀身亡，年仅44岁。范伦特现在已有82岁（2016），他以自己的生活证明了自我修复的可能，美好生活的可能！
赵旭东
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导
世界精神病学会跨文化分会理事
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主席
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
第3页 :第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欺骗（1）
第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欺骗
弗洛伊德认为，妄想狂不是原发的，
而是试图补偿，试图重建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
—— 奥利佛·萨克斯
《错把太太当帽子的男人》
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在1952年写道：“我们对于环境如何塑造人了解颇多，这些知识很重要；对于人如何塑造环境我们却知之甚少，而这些知识同样重要。”[ R. White, Lives in Progre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2), p.4.
]这位成人发展研究先驱的论述包含两个含义：一方面，社会科学相对忽视了个体如何创造历史，从而创造他自己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个体会因为害怕自己的内在世界及内在环境发生混乱，而在内心对其进行塑造和重新建构，我们对于个体如何塑造并重新建构其内在世界和内在环境了解很少。
在这一章中，我将提供六个自我欺骗或者重新建构环境的例子，范围从升华到精神病。我还将介绍创造性和成人发展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和防御一起构成了自我的智慧。我将要讲述的每一个真实故事，都包含不止一个寓意。它们一起阐释了第二章的要点：否认和自我欺骗非常不同。这些故事也说明，大体上，那些看上去是病理性的防御机制也是不成熟、不适应、不道德（immoral）的，而健康的防御机制同时也是高尚、适应和成熟的。简而言之，成熟、高尚和心理健康是紧密相连的。这六个例子显示，防御涉及认知和情感，这提示为了理解人类行为，心理学必须学习识别和解释防御。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来强调自我的创造性，并且指出，创造性科学（比如创造性艺术）通常可以包扎创造者的伤口。最后，我想再次强调这一悖论，所有的防御机制都是潜意识的，同时也是意识的。我们的大脑可以进行平行加工——对于重要的客体有两种思维。
我不希望暗示所有的行为都是防御的——除了古怪的行为。我所指的古怪行为，是诸如在某人的地下室进行组织培养，或者是像我们随后将在本书中看到的，半夜炸毁校舍的行为。
* * * *
我将从一个弗洛伊德会称之为“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例子开始，一个关于反向形成的例子。1976年2月16日，《时代》杂志引用了下面一段募捐文字：“亲爱的朋友们，在为我们国家的道德和礼仪的衰退感到震惊和痛惜了多年以后，我想我已经抗震了……你能相信吗：电影里男女之间的性爱活动，包括同性性爱，都可能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除非你我今天有所行动……我们的孩子及我们孩子的孩子，将暴露在邪恶的性变态之下，那么好的就将变成坏的，而坏的却变成好的。”
这段文字是牧师比利·杰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所写，是作为塔尔萨的基督教道德十字军募捐倡议的一部分。美国基督教学院校长哈吉斯在1950年就已经建立了基督教东征十字军，来推动极右政治和宗教。他出版了周刊《基督教十字军》，他的组织为重振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自由主义的笑柄——埃德温·沃克将军和乔治·华莱士州长——而自豪。[二者均是保守主义者，前者反共，后者坚持种族隔离。——译注]
此时，读者们的不满可能开始上升。一方面，读者可能怀疑我要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放到科学讨论里；另一方面，读者可能已经开始偷笑，怀疑哈吉斯隐蔽的性欲，圣经地带（Bible-belt）的反向形成——一种把好变成坏、坏变成好的防御机制。[圣经地带，指保守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译注]现在，轮到科学的读者偷笑了。也许是精神分析学家自己使用了投射的防御；也许我把自己的偏见想象成是别人的。怎样才能从这场潜在的争吵中找出真相呢？
让我们用实验的方法来演示自我的工作，运用长期追踪和心理传记的推论来收集证据。先前，哈吉斯帮忙写了一本畅销书（销量达25万册）《学校是教授原始之性的适宜之地吗？》，为什么他的作品题目不是《学校是教授性的适宜之地吗？》，为什么要说性是“原始的”？也许哈吉斯对性的关注远比他的反向形成所允许的要多。但我们怎么确定这一点呢？那就只有通过展现整个故事来确定了。
哈吉斯的信写于1976年1月。十四个月前，一个学生到美国基督教学院副校长那里忏悔，蜜月期间——在哈吉斯为他主持婚礼之后——“新郎和新娘发现，他们都和哈吉斯发生过性关系”。根据《时代》杂志的说法，这些幽会发生在哈吉斯的办公室、他在欧扎克斯的农场，甚至在他和“所有美国孩子”[一个民间组织。——译注]唱诗班一起观光时都发生过。“哈吉斯通过引用《旧约》中大卫和乔纳森的友谊，来证明他的同性性爱是合理的”，然后，又威胁孩子们如果他们说出去就把他们终生列入黑名单。面对大学官员，哈吉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后又把责任推给他的“基因和染色体”。因为当时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同性性爱是由基因和染色体而不是罪恶和魔鬼引起的，所以我认为哈吉斯是在否认。哈吉斯的激情太过“原始”而难以承受，只能将其投射到其他地方。如果反向形成失败了，就会尝试与其相近的更不成熟的防御——投射。
在丑闻败露后的一年里，哈吉斯精妙的自我防御比起它们试图掩藏的“罪恶”本能更令人叹服且具有适应性。哈吉斯因为其强大的募捐技巧，被重新邀请回到学校。他立即宣称，他是“引领上帝回到塔尔萨”。随后，他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幢六层的楼房作为总部，而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仍然是一位活跃的教育管理者。当然，这些政治手段与其心理的无能是不相匹配的。无论哈吉斯的行为有多么古怪，社会并没有准备好认定他是有病的或者是坏的。
哈吉斯及其防御的教训，由他一位学生的父亲进行了总结。这位父亲报告说，从他的儿子15岁开始，哈吉斯对他进行了三年的性侵，并且说到“我将宽恕他的罪恶，因为《圣经》告诉我必须这样做，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儿子做了什么”。我们同样需要记住，有罪恶、无罪人。理解自我的智慧和扭曲，却没有理由纵容错误的行为。但人类的困境是，就像美国基督教学院的理事们所面临的，如何利用哈吉斯们富有创造力的募捐能力，而不让他们的非适应性防御伤害孩子们。
* * * *
第二个日常生活中的病理学例子说明了与反向形成非常不同的一种否认——升华。从前，一位30岁的音乐家被日益加重的耳聋折磨得想要自杀。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过着不快乐的生活，与自然及其创造者争吵，经常诅咒后者，因为他把自己的创造物抛弃于纯粹的事故，这些事故往往可以摧毁最美丽的花朵”。然而，他乞求朋友“为我的耳聋保密，不要向任何人吐露这个秘密”。[ E. Forbes, Thayer’s Life of Beethove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82.]他对另一个朋友承认“两年来，我几乎回避所有的社交活动，因为我不可能告诉别人‘我聋了’……我总是诅咒我的创造者和我的存在”。[同上，p.284。]如果被上帝虐待是他的幻想，那么这个生养了他的有血有肉的父亲，是一个慢性酒鬼，不断地羞辱他。
第二年，这位音乐家写了一份遗嘱，在遗嘱里他的低自尊和自杀意念变得更加明显。“啊，我怎么能允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应该比别人更完美的地方生病了？……当站在我身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却什么也听不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耻辱！……这些事情几乎让我绝望了，如果再多一点，我可能已经结束了我的生命……我带着喜悦奔向死亡。”有人可能会考虑，这样一个音乐家如何活出一种充实的生活。当然，有人可能怀疑他将永远全力工作。有人可能推测他真的自杀了，因为他当时写道“能让我回来的只有我的艺术”。[同上，pp.304-305。]
推测只能靠追踪来检验。如果我想断言，这位音乐家的艺术使他升华了他的痛苦、悲伤和耻辱，就需要确凿的证据。四分之一世纪后，这位音乐家依然活着，而且依然专注于他的艺术。53岁时，他在维也纳皇家宫廷剧院指挥了一首交响乐的首映，彼时他正站在那里注视着乐谱。一位独奏者站在他的身后，拉着他的袖子，引导他去看那些鼓掌的手、挥动的帽子和飘动的手绢，而这些是他听不到的。一位观察者在日记中很自豪地记录：“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热烈而诚恳的掌声……当现场第五次爆发鼓掌呐喊声时，警察局长喊道‘安静！’”[同上，pp.909-910。]
完全聋了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现在这么急切地迎接生活不是奇迹。他的艺术为他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残疾单身汉赢得了两位美丽女独奏者的仰慕也不是奇迹（在他第一次会见他的领奏者时，贝多芬承认“既然她们无论如何都想亲吻我的手，我建议她们亲吻我的嘴”）。[同上，p.896。]因为贝多芬，沉醉于罗西尼的意大利歌剧中的维也纳终于可以为其母语——德语的一部合唱作品而喝彩，或者贝多芬曾用他的艺术来“塑造条件”并治愈了自己的自尊，这些都不是奇迹。
是的，上面提到的这些都不是奇迹。奇迹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把席勒的“欢乐颂”变成了胜利的音乐。二十三年前，贝多芬在他的遗嘱中写道：“就像秋天的叶子飘落并且枯萎了——我的希望也破灭了……噢，上帝——至少给予我一天纯粹的快乐——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快乐回荡在我的心中了——噢，上帝啊，何时我才能再次感受它？”[同上，p.306。]同时，这位耳聋日益加重的音乐家承认，他想和他诅咒的那个创造者做一个交易“哦，如果我能除去这个疾病，我将拥抱全世界。”[同上，p.286。]但是，他的疾病并没有消失，而是加重了。尽管如此，完全耳聋的贝多芬写的歌词是：“亿万民众，互相拥抱吧，把这亲吻给予整个世界！兄弟们，在灿烂星空之上，必有一位慈爱的父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奇迹就是自我欺骗，或许应该说是魔法，通过自我欺骗，他的自我把一个酒鬼和一个“该受诅咒的创造者”转变成了一位“慈爱的父亲”，把糟粕变成了黄金——不仅为他自己，也为其他人及子孙后代。
* * * *
从开始的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很多种否认和自我欺骗的形式。贝多芬的否认和哈吉斯的否认非常不同。如果说哈吉斯的反向形成既是适应性的又是非适应性的，那么贝多芬的升华却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快乐。在贝多芬精神炼金术的壮举背后，是他绝对诚实的自我。痛苦不是被掩盖了，而是变成了可以承受的。贝多芬的绝望并没有转换成解离的快乐，而是转换成了音乐。实际上，当贝多芬一遍一遍地为席勒的“欢乐颂”写曲谱时，他在一份器乐宣叙调草案中潦草地写道：“不，这将使我们记起太多的绝望。”[同上，p.892。]他始终保持着对痛苦的意识。而且，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带着玫瑰色眼镜或用福音派牧师的骗局引诱漂亮玩伴的年迈愤世嫉俗者。贝多芬亲自指导漂亮的女独奏者们在他第九交响曲中的演奏，他并没有虐待她们，只是在日记中写到，他希望能亲吻她们的嘴唇。
第九交响曲的扭曲不是一种精神病，甚至不是一种解离性的盲目乐观。我怀疑是否有人曾经称呼贝多芬为“一个乡巴佬”，曾经有一个大学生，在我努力重述贝多芬的故事时，这样低声评价过我和我的课堂。但是，随后自我的智慧承受着翻译之苦。
贝多芬在床上去世了。传说，他的死伴随着电闪雷鸣，他的手握成拳头。但那只是传说，我希望尊重事实。历史事实是，为了表达对贝多芬去世的敬意，连学校都关闭了。[同上，p.1053。]19世纪的维也纳，不会为“疯子”和“乡巴佬”关闭学校。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让我来看看创造力和玩耍的关系。与哈吉斯的反向形成不同，贝多芬谱写第九交响曲的行为看上去几乎是愿望的有意识行为——直到一个人尝试去效仿这一榜样。成熟的防御总是比不成熟的防御似乎更有意识。但是，事实上，人们不能让自己快乐，不能让自己具有创造力，然而不快乐的孩子有时候却可以通过玩耍变得更快乐。我们不能通过意志驱使创造力发生，但它是有意识的。玩耍当然是有意识的和自发的，这是一个悖论。通过玩耍，我们的内部世界发生了变化，想象的游戏可以引发真正的微笑。有时玩耍转变成创造力，创造力将愤怒和绝望转变成美丽的事物。这就是自我的炼金术。成人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玩耍，当他们这样做时，升华和幽默可以成为他们的防御目录中更加突出的部分。
多年来，贝多芬告诉过自己很多故事，以减轻与一个虐待的酒鬼父亲——他那可憎的创造者——一起度过童年的痛苦。但是，在第九交响曲的演奏中，贝多芬痛苦的想象转变成自由的现实。玩耍让我们不只是希望，而是真正将自己投入到生活中。通过迷失在玩耍中，我们被发现，所以创造力和玩耍都与幻想不同。贝多芬升华中的否认无疑比哈吉斯反向形成中的否认更具有适应性，也比我的回避环形过山车的认知策略更有趣。
显而易见，不是所有的否认、自我欺骗都一样。尽管贝多芬有过自杀倾向，但他为自己的愤怒和绝望负起了责任，并将其转化成欢乐的和弦送给了听众。然而，破译防御也存在着风险。在一堂课上我提到了贝多芬的忧郁，在这堂课的最后，一位大二的学生来到讲台前挑战：你有什么权利说贝多芬抑郁？究竟谁有权利说绝望位于美丽事物的中心？或许只有另一位艺术家有权利这样说。
例如，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以一位诗人的敏锐倾听贝多芬，其对第九交响曲的反应是：[里奇是美国著名女诗人。——译注]
男人恐惧无能
或者不育……
完全孤绝的灵魂
在转折的音乐中嗥叫……
诉说不想离开
即使口被塞住，身体被捆住，人被鞭打
还是有欢乐的和弦
一切安静
只有一只流血的拳头
捶打一个破裂的桌子[ A. Rich, Diving into the Wreck (New York: Norton, 1973), p.43 ]
一位艺术家通过升华来让我们看到并忍受另一位艺术家的痛苦。作为一种否认和讲述真相的方法，升华是不折不扣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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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页 :第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欺骗（2）
然而，理解防御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理解艺术。理解防御的价值在于理解行为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人性，甚至是最根本的高尚。很多时候，一些行为会被我们当作精神病或者罪行而不去认真考虑。我们都应该对处在痛苦中的人们少一些猜疑。
罗伯特·科尔斯是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精神病学家，他尝试去看一个罪人而不仅仅是去看那些艺术家，他去看罪人表面之下的东西。科尔斯不是精神分析迷恋者，他没有忽略历史和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人，但他不仅仅关注这些，他也关注男人和女人如何塑造环境。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名刚起步的儿童精神病学家，科尔斯去了南方，他试图理解密西西比人如何适应由法庭颁布废止公立学校的种族歧视而引发的痛苦和焦虑。科尔斯不仅尝试理解年幼的黑人孩子如何适应嘲笑和带着恨意的种族毁谤，而且尝试理解被虔诚而顽固的北方自由主义者当成“乡巴佬”打发的南方白人成人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科尔斯问自己：为什么有人除了半夜把炸药放到学校或教堂就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于是他同约翰会面，约翰是路易斯安那州暴民中的一员，他曾经在学校外举着一块写着“反对混合，共产主义者需要黑人和白人”的标语牌。科尔斯向约翰解释道：“我是一名医生，专门研究人类在压力下的调整问题。”[ R. Coles, Children of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p.299.]他每周见一次这位我称之为“偏执约翰”的人。科尔斯倾听并试着理解激起约翰仇恨的情感——而不是想法。他探寻约翰偏执背后的意义。
当然，约翰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想法几乎不能给一位理性的认知心理学家传递什么意义。基于观察者自己的偏见，偏执约翰的认知明显是疯狂的、邪恶的或者偏执的。在科尔斯看来，约翰那些匪夷所思的想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没有比在半夜放置炸药更好的事情可做。因为，约翰那些古怪想法的观念包括，新奥尔良居民应该好好警惕希腊人和黎巴嫩人坐船渗入到这座城市。约翰相信，黑人应该回到非洲——除了应该绝育并留在美国做劳力的一小部分。同样，犹太人应该被剥夺权利并流放到俄罗斯。最重要的是，水的氟化会威胁美国的自由。约翰认为，世界是上帝和魔鬼之间的疯狂战场。魔鬼的一边是黑人伙同共产主义者，大概还有氟化水的鼓吹者。约翰的观念起初甚至也不支持弗洛伊德式的宽恕。正如约翰向科尔斯解释的，他的父母是“任何人都想要的最好的父母”。[同上，p.304。]科尔斯如何把约翰所说的翻译成他的感受和意思呢？科尔斯如何遵循奥利弗·萨克斯的建议，将约翰的话理解成“试图（然而是误导）复原，试图重建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呢？
在寻找表面意义之下的深层意义时，科尔斯像他的导师艾瑞克·埃里克森一样，尝试将社会学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与许多精神病学家不同，他可以将社会描述得与潜意识同样重要：“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内在的兽性可以被巧妙地合理化，直至谋杀被看成自我防御，炸毁房屋成为道德勇气的证据。”[ 同上，p.315。]美国的爱国主义为了保全越南而将其全部城镇炸毁并烧掉，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总之，科尔斯忽略了偏执约翰的想法，取而代之以其社会现实及情感现实。约翰最早的记忆就是，当他的父亲二战归来时对他的鞭打。与他最初对父母的描述相反，约翰最终承认，他从记事以来就恨父亲。他的父亲又黑又矮，属于路易斯安那印第安民族。约翰也是矮个子、深肤色。约翰的父亲喜欢母亲和哥哥，他们都是蓝眼睛、高个子，更接近于典型的南方盎格鲁-撒克逊人。约翰的父亲长期生气，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个酒依赖者（生物学），另一方面因为他不是每天都能挣到钱（经济）。他的儿子约翰就成了替罪羊。偏见会让我们把自己不能原谅的情感移植到他人身上。我们的偏见起初是不喜欢自己，后来才投射到他人身上，通常是投射到那些让我们想起自己的人身上。因此，昏暗的替罪羊约翰就憎恨黑皮肤的少数民族。
偏执约翰还存在第二个问题。在他小时候，母亲很多时候都把他交给黑人保姆威利·吉恩照顾。约翰是个病弱的孩子，母亲因为他的病而责备他。相反，威利·吉恩却照顾他，使他感到被爱。但是，她犯下了两个不可原谅的过错。她允许约翰爱她，却在他还小的时候就死了。于是，伴随着非理性和用于缓解悲伤的不合逻辑的投射，以及投射的近亲——反向形成，约翰长大了。他深信上帝因为黑鬼爱他而惩罚他。他告诉科尔斯，黑人就像孩子，肮脏的孩子。他描述了黑人住宅区（Harlem）固有的罪恶：“我曾经去过那里，看到过。”很显然，约翰曾经去偷窥过黑人住宅区，然后，仿佛是为了表明自己种族隔离主义哲学的智慧，他得意地总结道：“你不会允许一头野兽自由地到你的家里、学校和你的孩子在一起，对吧？”[同上，p.302。]此时，科尔斯向读者吐露，“突然我们双方都厌倦了，变得生硬。”这位先前信任、接纳他的儿童精神病学家，曾经感到“发现我自己了解他”，最终被约翰的防御击退了。没有信任，投射就破坏了关系。而且，约翰的非理性瞬间变得太过狂热。没有任何诉讼案情摘要、数学方程和寒冷的想法，能让两个人“突然厌倦了”。尽管约翰的投射调节了他对保姆冲突的爱，以及对自我憎恨的父亲的扭曲内化，但还是变得具有攻击性、分裂，而且暴躁。约翰的否认显然是非适应性的，它甚至会激怒一位仁爱的医生，他的防御变得等同于犯罪。大多数时侯，哈吉斯的否认（反向形成）未被觉察到，而贝多芬的否认（升华）激励了世界几个世纪。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贝多芬去世时，维也纳连学校都关闭了。相反，偏执约翰的标语牌，以及他顽固地想让别人为他的痛苦暴怒负责的努力，对新奥尔良的学校系统根本就没有影响。
在他的叙述里，科尔斯回顾并认为，个体偏见的传播不仅取决于内在冲突，也取决于社会及文化。他指出，当约翰在新奥尔良举着标语牌时，在邻近的路易斯安那州，同样狂热的种族隔离主义却屈服于种族平等主义，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将此作为联邦就业的一个条件。科尔斯的意思是说，投射的防御机制、偏见的罪行可以被恰当的经济措施所制止。他也认识到，约翰的一部分困难是他的无业恐慌，而且他作为学校保安的角色，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说出他的想法”。个体精神病理学、社会冲突，以及经济不稳定都有不同的原因，每一项都在人类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学习对抱有偏见者共情，甚至当我们谴责他们的偏见时，也要对他们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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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介绍第四种形式的否认。在《危机中的孩子》一书中，科尔斯描述了另一个孩子，名字也叫约翰，这个约翰姓华盛顿。他是被指派到一所当地高中消除种族隔离的十个黑人孩子之一。在一场篮球比赛中，当科尔斯目睹了针对他自己和约翰的敌意时，他变得警觉和焦虑，但约翰没有。约翰“完全不寻常的镇静”（altogether remarkable composure）——他对压力明显的免疫力使科尔斯感到疑惑。他控制自己的喜好、脾气和表达。面对种族隔离主义的威胁，约翰不是展示他的害怕，而是有一次淡然地告诉科尔斯：“我将必须习惯这些，所以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同上，p.112。]“但这次是甜蜜的痛苦”，另一次，他这样解释威胁和危险，“不管他们对我说什么、怎么伤害我，我知道只要我坚持到底，就能结束整个种族隔离主义……是的，当他们咒骂我并叫我‘黑鬼’时，我就想到我们取得的进步。”[同上，p.117。]
怎样的重构、否认和抑制？注意，约翰所说的话反映的不是过山车乘坐者对情绪否认式的解离，也不是像举着标语牌的偏执约翰那样把自己的情感放到他人身上。他可以把黑暗和一线光明都保持在意识中。约翰·华盛顿准确地注意到并承认自己是痛苦的，但因为他的自我允许他在同一个心理完形中同时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使痛苦成了“甜蜜的痛苦”。显然，从词汇在字典中的意义上讲，他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否认，就像贝多芬的升华和过山车乘坐者的解离一样。但约翰·华盛顿的痛苦不会对他产生伤害，是因为他可以同时想象现在和未来。
约翰·华盛顿的例子引出另一个问题：解释面对逆境时的弹性从何而来。科尔斯同样对此发问，并从一些显而易见的地方寻找答案。也许和偏执约翰不同，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事实上，约翰·华盛顿并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来自一个从遗传上（和环境上）被母亲的精神病破坏，以及从环境上（和遗传上）被父亲的酒精依赖折磨的家庭。既然生性和养育方面都没有帮助，科尔斯疑惑答案是否在一些历史时刻中。当然，如果你觉得更像一个英雄而不是受害者，那么战争就不那么可怕。在全国电视对消除种族隔离主义的报道中，约翰·华盛顿感受到的是整个世界都在欢呼，而偏执约翰感受到的是整个世界都在冷笑。如果你在这世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你就能承受住痛苦。
科尔斯也触及了自我的智慧，他这样描述约翰·华盛顿的自我：“他人格中坚强的一面，那种贫穷和受迫害的人为了生存而发展出的顽强、狡黠、富有创造性的品质，找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事件和挑战——从而使它们变成一些可以保证成功的品质，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用于与混乱保持距离。”[同上，p.122。]环境确实能塑造人，科尔斯也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但人类的自我通过什么方式把社会性压力塑造成能够引发自我力量的挑战，也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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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述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第五个例子，我要选取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经历，这个人为我们理解防御机制做出了很多贡献。像约翰·华盛顿一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是狡黠而富有创造力的。我相信，弗洛伊德对现代心理学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承认人类具有自我欺骗的能力，而且也确认了否认、压抑和扭曲等发生的调节过程。但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也把他的科学用作一种艺术和创造性的自我欺骗来疗愈自己的痛苦。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向潜意识的坦途，这一点他可能错了。相反，或许是清醒的创造力行为，就像他自己的那样，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大道。
19世纪，威廉·冯特和威廉·詹姆斯分别在莱比锡大学和哈佛大学创立了学院式心理学，学院式心理学从创立之初就过于狭窄地关注认知、认知失调及其解决方法。冯特和詹姆斯都撰写了具有影响力的长篇教科书，[ W. Wundt, Lectures on Human and Animal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1896); W.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1983). ]但用于描写情绪的都仅有一个章节。弗洛伊德与每一位19世纪的心理学家几乎都极为不同，他没有忽视情绪对经验的塑造作用。相反，他把情绪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对情绪的这一优先权使其对自我的阐述成为可能。
1894年，与冯特和詹姆斯同时代的弗洛伊德不仅发现情绪（情感）可以在思想和人之间发生“混乱或转换”，而且这些情感还可以通过他称之为置换和升华的调节过程“重新连接”到其他思想和对象上。[ S. Freud,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1894),SE 7:45-61.]这些概念在当时来说是最新奇的。在这样一个科学创作行为中，也显示出一种自欺，一个健康的甚至有灵感的自我在工作。
1894年，弗洛伊德将研究方向拓展到精神病学领域，他依然是一位顽强的科学家，一位神经科实习医生，也是德国博物学家及医生学会的秘书。然而，就在那一年他首次致力于描述防御机制。谈及他富有开拓性的论文《防御的神经精神病学》，弗洛伊德向他的朋友威廉·弗里斯许诺，“我将给你寄一份写满最美全新发现的手稿”。[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trans. J .M. Mas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65.]四个月后，弗洛伊德仍然在品味其论文中的洞察力，他在给弗里斯的信中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我触到了一个大自然的伟大秘密……我知道三种机制：情感转换（转换性癔症）、情感置换（强迫观念）和情感交换（焦虑性神经症和抑郁症）……它们的动力不是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与性有关。”[同上，p.65。]1895年，弗洛伊德向弗里斯表明，这种创造力并不容易：“心理学真的是一个十字架，无论如何，找蘑菇才是一个更有益健康的消遣。我想做的就是解释防御，只是我想解释的事物是自然的核心。”[同上，p.136。]
从1894年到1896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两篇关于防御的影响深远的论文，这几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焦虑的几年。这段时间，他确信自己活不到50岁了。他在向弗里斯夸耀他发现的不同防御机制的同一封信中，用一种疑病症患者的自我关注写道：“下次，我将给你一份关于我病情的详细报告。”[同上，p.73。]事实上，他已经向弗里斯抱怨过自己的健康好几次了。就在两周前，弗洛伊德这位在想象中忙于为他神经衰弱的病人识别症状的神经科医生，给弗里斯写信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心痛，比任何我吸烟的时候都严重。心区最剧烈的心率失常、持续的紧张、压迫感（Pressung）和灼烧感（Brennung），左臂的射痛，有些呼吸困难……呼吸困难是如此温和，可以怀疑是器质性的，伴随着一种抑郁的感觉，以一种死亡幻影的形式。”[同上，p.67。][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的医生，马克斯·苏尔（Max Schur）指出，不仅是弗洛伊德的症状，就连他的语言都显示了他的自我创造力。弗洛伊德的语言“Pressung”和“Brennung”翻译成英语是“pressure”和“burning”，在德语中是不存在的。[ M. Schur, Freud, Living and Dying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2). ]]
1896年夏，西格蒙德的父亲雅各布·弗洛伊德病重。在一封标注日期为1896年11月2日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老爷子的离世对我影响很深。我很崇敬他，也很理解他……在他去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终止了，但在我内心，那一刻重新唤醒了整个过去。”[ J. Masson, The Assault on Truth: 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4),p.202. ]在信中，弗洛伊德接下来描述了一个“我在葬礼后的那一晚做的好梦”。弗洛伊德对其“好”梦的真实描述是忧郁的、漂亮的。也许这个梦是发泄内疚感的一个出口，死亡通常会留给幸存者内疚感。弗洛伊德的梦是关于他父亲的葬礼的，他看到一个简短的通知“请您闭上眼睛”。弗洛伊德的一位传记作家玛丽安娜·克鲁尔（Marinane Krull）认为，那个通知不仅指把硬币放在逝者的眼上使其合上眼睛，也指“弗洛伊德觉得他的父亲不仅希望他最后服侍他一次，也希望他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也就是说，这个梦一定使弗洛伊德记起了儿时雅各布传递给他的一个不能说出口的禁忌，即不要去挖掘雅各布的过去。”[M. Krull, Freud and His Father (New York:Norton, 1986),p.43. ]
1897年2月，弗洛伊德从他的哥哥和几个妹妹（但不是他自己）的歇斯底里症状中推断，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父亲乱伦，他认为乱伦是引起歇斯底里症状的原因。他向弗里斯承认：“很不幸，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性变态，是导致我的哥哥和几个妹妹歇斯底里的元凶。”[ Complete Letter to Fliess, pp.230-231. ]
三个月后，弗洛伊德仍无法视而不见，他开始体验作家的停滞和“心痛”，并且完全丧失了对写作关于梦的“自我解析”一书的兴趣。他开始关心原初场景（孩子目睹父母性交），并认为这种创伤性体验会被联结到幻想。就此，他热切地开始了自我分析，开始关注孩子对父母的怨恨。他提出“对父母的敌意冲动（希望他们死掉）也是神经症的组成部分。它们以强迫观念的形式进入意识……儿子的死亡愿望朝向父亲，女儿的死亡愿望朝向母亲。”[同上，p.250。]同一个月，弗洛伊德解释了自己的一个梦：“这个梦当然是满足了我想找到一个父亲的愿望，这是神经症的开始，这种满足终止了我周而复始的怀疑。”[同上，p.249。]
到1897年6月，弗洛伊德的写作障碍更严重了，“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像现在这样智能瘫痪，每一行字都是折磨。”[同上，p.253。]甚至连他的字迹都变了。8月份他安置了父亲的墓碑，并给弗里斯写信说：“我所关注的首要病人，是我自己。尽管我的小歇斯底里被我的工作加重了，但已经在一点点解决。”[同上，p.261。]9月份他收回了自己的诱惑理论，免除了他父亲的罪名。“现在我想立刻告诉你，我在过去几个月中渐渐发现的一个重大秘密……潜意识中没有现实的标记，所以人们无法区分事实和投注了情感的虚构情节。”[同上，p.264。]一个月后，他给弗里斯写信说到孩子对父母的“恋母情结”，这在童年早期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可以解释俄狄浦斯王为什么能够如此抓住人心。在幻想中，每一位读者都曾经是一个发育中的俄狄浦斯，这样的幻想同样可以解释哈姆雷特的力量。弗洛伊德发问：“发狂的哈姆雷特是怎样为自己所说的‘这样的道德心把我们都变成懦夫了吗’辩护的呢？”[同上，p.272。]他的答案是，他只需要转向内心。他自己的道德心使他收回了诱惑假设。当他遵循“好梦”的命令“视而不见”时，他的写作麻痹消失了。弗洛伊德宣布放弃诱惑理论，代之以他自己的俄狄浦斯传说，在这个传说里，好色的孩子虐待并谋杀了无辜的父母。
第5页 :第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欺骗（3）
1898年2月，弗洛伊德完全康复了，他的创造力自由了。“我深陷于释梦一书中，”他写信给弗里斯说：“流畅地写作此书，并且享受其中所包含的对我之前轻率言语和鲁莽行为的所有不赞同想法。”[同上，p.298。]但作为对所有轻率言行及鲁莽行为的替换，《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这是自己一生创造力的高峰——是一篇对他父亲的颂文。这本书谴责受害者俄狄浦斯，并且使拉伊俄斯逃脱了审判。弗洛伊德肯定意识到了，在真实的俄狄浦斯传说中，拉伊俄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鸡奸者，并且是一个无情的父亲，使他幼小的儿子身体残缺，脚被长钉刺穿，被其党羽遗弃在山坡边奄奄一息。所以，如果我们注意看历史上的传说，俄狄浦斯谋杀其父可以视为正当的杀人行为。但是，弗洛伊德选择忽视了俄狄浦斯传说描述拉伊俄斯刚愎自用的一面；弗洛伊德的自我欺骗治好了他的神经衰弱。在以后的四十年里，弗洛伊德不再受困于写作阻碍、呼吸困难及心脏病。他也相当没有意识到在他的伟大著作里，包含了多少反向形成和置换。
在八十年的时间里，正统的崇拜者和很多观察者都把弗洛伊德取消诱惑理论作为他勇于追求科学真相的例子。然而，在过去二十年的传记研究中，从马克斯·舒尔的示爱书到杰弗里·马森辩论式的《对事实的猛然袭击：弗洛伊德对诱惑理论的抑制》，已经表明弗洛伊德欺骗了他自己。在大多数案例中，病人对父母乱伦的报告不是幻想。
弗洛伊德自己承认，他在科学上的再定位与其父有关。1908年，他写道：“《梦的解析》这本书对我个人有深远的主观意义——只有当我完成这本书以后才明白这个意义。它是我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我对父亲去世的反应。”[ S.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 preface to the 2nd ed., trans. J.Strach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6), p.xxvi.]
到1905年，弗洛伊德已经发现他的心理“十字架”过于沉重而难以承受了。他试图忘记——视而不见——不同的防御：“‘压抑’（从现在起我用它代替‘防御’）。”[ S. Freud, “My Views on the Part Played by Sexuality in the Aetiology of the Neuroses”(1906), SE 7: 276. ]1926年，他的“压抑”解除了，他写道：“我记起了一个概念……三十年前当我开始研究一个主题（焦虑）时曾专用，但后来被我抛弃的一个概念。我指的是术语‘防御过程’……我想，恢复旧概念‘防御’是确定无疑有利的。”[ S. Freud, Id,Inhibitions and Anxiety (1926),SE 20:163. ]在同一本书《本我、抑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指出了把“隔离”这一防御和“压抑”区别开的效用。1894年他就已经清楚地解释了这一区别，但在1926年他坚持到“我们第一次着手于描述（它）”。[同上，p.120。]就连精神分析师也使用压抑。
总之，如果说1894年弗洛伊德在职业上从神经病学转向研究防御和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上的进步，那么也许是被焦虑冲突促进了，但其1897年放弃诱惑理论，以及1905年放弃不同防御机制的概念，几乎确切显示了一种对焦虑冲突的防御反应，而不是科学上的进步。弗洛伊德自己对人类潜意识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不称职父亲的矛盾情感中敌对方面的创造性处理，这种矛盾情感是随着他父亲临近死亡而浮现出来的。弗洛伊德给自己打上“发育中的俄狄浦斯”的烙印，也就是一个内疚的加害者，而不是童年痛苦的受害者。但是，在弗洛伊德意识层面的陈述之下，是他对父亲真实的蔑视。乍一看，弗洛伊德的我的过失是受虐的、转向自身的，并且看起来是适应不良的。但是，没有人因为他的自我欺骗而痛苦。另外，惩罚一个逝去的人是无效的。弗洛伊德的自我欺骗产生了《梦的解析》一书，这本书为弗洛伊德赢得了声誉，并且使人们意识到孩子确实渴望得到异性父母。
弗洛伊德无意识地防御了自己并且歪曲了证据，关于这些的累加证据并不能消减他发现了防御的“神经心理学”之科学意义——他发现了自我的智慧。所以，彼得·盖伊（Peter Gay）从弗洛伊德为列奥纳多·达芬奇写的传记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人无论尊卑，都受制于那些对正常和病态一视同仁的法则”[ P. Gay,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New York: Norton, 1988).
]来为弗洛伊德传记题词。即便我们发现查尔斯·达尔文的祖先就是猴子，我们也不会怀疑《物种起源》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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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将提供另一种否认——压抑的例子。我这样做是希望能说明压抑是多么复杂和矛盾，也希望能说明为什么认知心理学家草草地把压抑归结为注意减弱的产物，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家们却把它作为如此核心的一个概念。一个人是否相信“潜意识”是无意识的，取决于他自己的观点。真相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在冬日一个下雪的周二，一位心理学实习生躺在他精神分析师的躺椅上。结束的时间到了，他正在计划再次预约的时间。“但周四是一个节日”，病人说，“是华盛顿的生日。”
“没关系，”分析师回答，“我可以在周四见你。”
“好吧，你最好不要留这个时间，”病人坚持，“你知道，我并不确定我是否会在城里，我可能会离开。”
“好吧，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讨论，”分析师说，并结束了谈话，“到时你再告诉我。”
病人走出办公室，在意识里他思考着：多奇特啊，是否在节日里见这位繁忙的医生取决于我。他必须为我的不确定等待，这是不对的（可以毫不夸大地假设，这位心理学实习生有一颗严谨的道德心）。
这位病人还向自己保证，明天他会进一步讨论这件事情。他将询问他是否可以在周四当他确定能来时，再打电话告诉医生。但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沉思着。这种最后一刻的决定，对他的医生来说太不方便了。
第二天是周三，这位实习生迟到了十分钟。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错过了约定，当他想起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分析师注意到病人迟到了，他相信有时候这种错误是潜意识中故意发生的，便询问：“你错过的是今天的约定吗？”“不是，”病人回答说，“是周四下午的。”他解释说，这个梦大部分是关于他是如何难以开口请求其门诊部的一位社工顺便送他回家的。他记得，在现实中一周前他整个下午都在考虑他需要有人顺便送他回家，但在关键时刻，他忘记请那位社工送他回家了。她没有和他一起离开。他总是难以请求别人帮助。他对自己的梦联想了很长时间。
周三的时间到了，病人从躺椅上起身准备离开。
“周五见。”医生说。
心理学实习生失望了。他想周四来。他现在意识到，当然太晚了，时间到了。他不能要求周四的约定了……要求周四的约定这样医生可以继续分析他，是多么难以提出的要求。但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找不到书了 ——就像他不想离开一样。
总之，在整个周三下午的分析时间里，这位实习生的内心深处都在计划着要求预约在周四。他现实中存在的难以请求帮助的问题，以及隐藏在需要帮助之后的情感诉求，并不在其意识之外。主体、情感及客体都在心里。就连防御过程——忘记一直到来不及问——在梦里也很清楚地说明了。实习生忘记的是，在讨论前一天他在意识中决定讨论的想法——请求周四的预约。他的遗忘格外奇特，因为就在上个周末他写了一篇关于压抑的毕业论文。正如安娜·弗洛伊德所写的，“被压抑的材料回来时，压抑的过程有多透明，一个成功的压抑就有多隐晦。”[ A. Freud,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7), p.9. ]作为一种否认的方法，压抑是很普遍的，是日常生活中自我欺骗的一部分，我们都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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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内心的一个观点。我并不想像罗伯特·科尔斯和艾瑞克·埃里克森那样试图整合生物学和社会学。我想呈现一种单面的观点，人是如何塑造环境的，而不是环境是如何塑造人的。
我将检视处于冲突中的个体，并将追溯冲突解决方式的多样性：有些人疯了；有些人对他人恼怒，就像偏执约翰；有些人像心理学实习生一样压抑，只对自己恼怒；还有一些人，像贝多芬一样出色地适应，使当事人撑过艰难，并带给世界欢乐。我希望将适应性的否认和自我欺骗与非适应性的否认和自我欺骗区分开。但是，我将忽略环绕在价值缠身的术语“适应”周围的哲学丛林。我将听取克劳德·伯纳德这位学习生理适应性的聪明学生的提醒，“一般来说，‘发热’‘炎症’这些词汇，以及疾病的名称本身并没有意义……我们的语言只是近似的，如果我们不看现象而是紧贴着词汇，那么即便在科学里语言也会非常模糊，以至于我们很快就脱离现实了。因为每个人对一个词汇的理解不再是相同的，那么这个词汇仅仅就是一个错误之源了，所以我们为了赞同一个词汇而争吵只是伤害了科学。”如果总结来说，那就是我们要一直贴近现象。[ C. Bern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1865; New York: Macmillan, 1927),p.188. ]